二器械包封包时出错，可能是封包的人装多了导致器械护士关腹清点器械时按错误的数量清点，医生关腹检查也马马虎虎就过去了。
三器械护士清点器械出错，有可能是装的数对了，但器械护士没有严格执行术前术后清点器械的规定，导致前两个原因的错误都没有被发现。
手术医生和器械护士只要严格执行相关规定，就能避免这个事件，所以他俩的锅是一定要背的，封包的人有没有错不好说，毕竟想查清比较难，但估计也会捎带着挨板子。
这件事其实说大不大说小不小，主要还是看医院打算怎么消除这次的恶劣影响。要是用查尔斯·霍顿·库利的观点来说：传播是指人与人发生并维持关系的一种机制。那么医患关系背后潜在的关系的本质就是：发展信任关系，维持良性互动，引导患者配合。
放到医患关系的层面来看，我们需要特别关注两个因素，一个是传播行为中双方的角色或者说关系定位，另一个则是传播情景。就此次的事件来看，医生处于传播的弱势地位，因此“姿态”要摆正，至少要表现出无论出了什么样的问题，医院也不会推卸责任的态度；第二是看传播情景，这个说到底是外部环境对传播角色的定位，患者需要什么样的赔偿，当地的风气是什么样的，而医院又对自己有着什么样的定位等等。
传播学者托马斯·萨斯将医患关系分成了3类，即：主动-被动型（父权模式）、指导-合作型（师长模式）和共同参与型（朋友模式）。
1.主动-被动型：也可以称为支配-服从模式。如神志不清、休克、痴呆以及某些精神病患者。在此类模式中医护人员属于主动或支配地位，而病人完全是被动的，此其特点为护士为患者做治疗。此时，要求我们医护人员必须具有高度的责任感，因为患者处于完全被动状态。
2.指导-合作型：此期护士常以指导者的形象出现，根据患者的病情，对患者进行适合的健康教育与指导。此其特点为护士告诉患者应该做什么和怎么做。主要适用于急性患者和外科手术后恢复期患者。
3.共同参与型：此期护士与患者共同参与决策和治疗的护理过程。其特点为护士积极协助患者进行自我护理。主要适用于具有一定文化知识的慢性疾病患者。
无论如何，上述模式的背后除了人际传播之信任建设问题以外，还有不可忽视的一点是医患之间的信息不对称。这里主要指的是在认知信息上医患双方思维模式的不对称。从而产生了道德风险问题。
在医生方面，道德风险包括：诱导患者需求，医生处于控制地位，患者被动接受治疗方案，单方不透明；
如今社会，随着患者权利意识的增加、医学技术发展、伦理学的兴起、社会经济环境和医疗保险政策的转变，医患之间的传播关系显然也是在不断进展的。比如1969年美国颁布的《患者权利法案》就构成了医学传播史上的里程碑事件。
在这一方案中，关于医患关系有一条著名的约定：在医疗决策过程中，医生必须充分考虑和参照患者的意愿。换句话说，患者被法律赋予了“知情同意权”，医生肩负着减少医患之间信息不对称的法律责任，这一责任的界定和医患双方的社会期望有着密切的关系。